本色撮要：在奥库涅夫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当中国产视频，无论是“顶尊东说念主像”，照旧其他艺术图像，均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的相似性不是无意的，很有可能是由于公元前第三、二千纪之交，在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扩散的布景下，以奥库涅夫文化为代表的南西伯利亚诸考古学文化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期期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弥留的影响，奥库涅夫文化艺术通事后石家河文化，在三星堆文化艺术中取得了一定进程的连续。

奥库涅夫文化是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时间早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向以发达的石雕艺术知名[1]，并因艺术图像与中国龙山时间及青铜时间诸考古学文化艺术图像存在较大的相似性而备受防护[2]。本文将以“顶尊东说念主像”为主，分析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的相似性，并盘问这种相似性背后可能存在的文化估量。

一

奥库涅夫文化的所谓“尊”是一种豆形陶器，学术界习尚称为“香炉（Курильница）”。这种器物由底座和托盘两部分组成，器表多饰有戳印纹等浅易的纹饰，但亦有“篮纹”、圈点纹等复杂的纹饰[3]（图1，1、3、4）。较为止境的是伊特科里2号坟场（Итколь II）出土的一件，器表刻划有三组奥库涅夫文化艺术中常见的神面[4]（图1，2），与商周文化饰有贪嘴纹的圆腹青铜容器相似，表露了其具有礼器性质。肖似的“香炉”在南西伯利亚最早见于阿凡纳谢沃文化，但奥库涅夫文化“香炉”与阿凡纳谢沃文化“香炉”存在较大的不同，即前者在托盘内筑一拒绝，将托盘分红一大一小两个寥寂的空间。带有拒绝的“香炉”是草原西部洞室墓文化共同体的象征性遗物[5]（图1，5、6），因此一般将其算作奥库涅夫文化部分因素源自西方的一个弥留左证。

图1　奥库涅夫文化与洞室墓文化的陶“香炉”

奥库涅夫文化和洞室墓文化的“香炉”多出自墓葬内，出土每每常发现器表灵验朱砂涂抹的喜跃，且托盘内常存有植物燃余的灰烬和残渣。2009年，Н.И.希什莉娜（Н. И. Шишлина）团队初度将帖木尔塔3号坟场（Темрта III）等出土的10件洞室墓文化“香炉”内的残留物进行孢粉分析，终了表露“香炉”曾用于毁灭艾蒿（Artemisia）、蔷薇（Rosaceae）、藜（Chenopodiaceae）、紫菀（Asteraceae）、毛茛（Ranunculaceae）、菊苣（Cichoriaceae）等多种科属具有芬芳气息和药用价值的植物[6]，从而愈加明确了陶“香炉”与宗教祭祀活动联系。

除了墓葬中发现存“香炉”的什物之外，奥库涅夫文化的石柱及石碑上亦刻有“香炉”的图像[7]，其特色是器表多饰以平行的横线（图2），与叶希河（Есь）出土标本上的“篮纹”极为相似[8]（见图1，1）。Ю.Н.叶欣（Ю. Н. Есин）细心到，在奥库涅夫文化石柱和石碑上，“香炉”最常见的位置是东说念主像的头顶处（图3，1～6）。他觉得，“香炉”用于毁灭香草、动物脂肪等孝顺给神灵的祭品，因此可视作袖珍便携的祭坛，祭坛置于东说念主像的头顶，目的是为了更接近天外和神灵。值得指出的是，在叶欣看来，标里河口村（пос. Усть-Бюрь）雕像上所阐发的是祭坛与车的复合体（见图3，3），并据《吠陀》古经的干系纪录觉得神车可将祭品送往天廷[9]。在咱们看来，标里河口村的“香炉”图像造型与帖木尔塔3号坟场出土的洞室墓文化“香炉”相似（见图1，5），应与神车无关。天然，奥库涅夫文化“香炉”毁灭植物（或包括动物脂肪[10]）用于祭祀是毫无疑问的。《诗·大雅·生民》刻画祭祀时“取萧祭脂”，郑笺：“取萧草与祭牲之脂爇之于行神之位，馨香既闻”，孔疏：“萧，香蒿也。爇，烧也。言宗庙之祭，以香蒿合黍稷……以合其馨香之气，使神歆飨之，故此亦用萧，取其馨香也”，所涉祭仪与奥库涅夫文化正合。

图2　奥库涅夫文化石碑和石柱上的“香炉”图像

（采自Леонтьев Н. В. и др.， Изваяния и стелы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当今三星堆遗迹2号[11]、3号[12]、8号[13]祭祀坑内已出土青铜“顶尊东说念主像”三件（图3，7、8），它们与奥库涅夫文化“顶尊东说念主像”最显然的相似之处在于“顶尊”。许杰先生在论及2号坑出土的“顶尊东说念主像”时指出，头顶容器的东说念主像“不错评释祭祀时青铜容器的一种使用款式”[14]。不难思象，祭祀庆典可能会伴有手持青铜容器的跳摆动作，其粗略不错通过商周时候常见的悬铃青铜容器取得评释注解（只须飘荡时铜铃才气阐发作用）[15]。天然，这在奥库涅夫文化的陶礼器上是不得见的。

图3　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顶尊东说念主像”

除了“顶尊”这一显赫特征之外，三星堆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顶尊东说念主像”仍有几处可相对比。

第一，三星堆遗迹8号坑出土“顶尊东说念主像”的觚形尊上有涂朱的喜跃，该特色与奥库涅夫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陶“香炉”同样。

第二，三星堆遗迹出土“顶尊东说念主像”分为带獠牙（8号坑）和不带獠牙（2号坑、3号坑）两种。诚然当今发现的3件奥库涅夫文化嘴部相对完满的“顶尊东说念主像”不见獠牙（见图3，1、5、6），其他3件嘴部不完满者是否有獠牙未知（见图3，2～4），但奥库涅夫文化东说念主像不错显然地分为带獠牙（图4，2、4、6）和不带獠牙（图4，3、5）两类[16]，且带獠牙者不在少数。因此很有可能奥库涅夫文化的“顶尊东说念主像”也可分为带獠牙和不带獠牙两种。

图4　奥库涅夫文化、三星堆文化、商周文化与龙、蛇联系的图像

第三，三星堆遗迹2号坑出土可与8号坑“顶尊东说念主像”拼合的双足（K2③:327）呈鸟爪状；在奥库涅夫文化中虽落索全身东说念主像，且不见鸟爪状足者，但在与奥库涅夫文化估量精细的卡拉科尔文化中见有鸟爪状足的东说念主像，且其立场特色与奥库涅夫文化常见的东说念主像同样[17]。

第四，三星堆遗迹“顶尊东说念主像”所顶为华夏式青铜礼器，其特色是器表饰有三组贪嘴算作主纹，这与伊特科里2号坟场出土的奥库涅夫文化陶“香炉”上的纹饰相似（见图1，2）。

对于第四点，需要评释的是，三星堆遗迹3号坑、8号坑出土“顶尊东说念主像”的铜尊上，附有立体的头朝下的龙形销亡[18]（见图3，8），这不见于奥库涅夫文化的“顶尊东说念主像”，亦不见于奥库涅夫文化的陶“香炉”。然则，龙形动物是奥库涅夫文化石雕上最常见的纹饰之一，且那时常亦位于东说念主像的头顶处，头朝下，作噬东说念主状（见图4，1～3），与三星堆3号坑、8号坑“顶尊东说念主像”的龙纹相似。此外，在奥库涅夫文化当中，亦有袖珍的龙纹，位于东说念主像的鼻梁处，举例出自切尔诺瓦亚8号坟场（Черновая VIII）、阿斯克斯1号坟场（ВерхнийАскиз I）、列别瑞耶1号坟场（Лебяжье I）的标本等，均以坎坷颚呈球形、吐舌的龙为鼻（见图4，4～6）。咱们细心到，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K2②:142、K2②:144铜面具，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一勾卷形物（图4，10），其上的刀形纹饰与2号坑出土铜蛇（龙）背部的羽翼着实透顶同样（图4，7～9）。龙简化为翼的情况也见于商周文化，比若何景成先生在斟酌商周族氏铭文时发现，铭文两侧销亡性的夔龙纹有时简化掉头部[19]（图4，11～13），仅剩原在躯壳之上或在躯壳之下的羽翼[20]（图4，14、15）。据此不错阐明，三星堆K2②:142、K2②:144铜面具以蛇（龙）为鼻[21]，这与奥库涅夫文化切尔诺瓦亚8号坟场、阿斯克斯1号坟场、列别瑞耶1号坟场东说念主像同样。

二

除了“顶尊东说念主像”之外，还有几许图像不错反应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的相似之处，兹举数例。

第一，列别瑞耶1号坟场所出奥库涅夫文化石碑上雕镂有鬣有角的双龙，二龙相对，共有一个圆球状上颚，换妻不错斡旋为双龙相对组成一个兽面（图5，2）。肖似的龙以及双龙组成兽面的图像亦见于三星堆遗迹（图5，5、7）。

图5　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图像的对比

第二，奥库涅夫文化石碑上的猛兽，上颚或鼻尖部位经常用圆圈加以阐发和强调（图5，1、3、4），三星堆文化的一些神兽亦是如斯（图5，6、8）。

第三，叶欣细心到，出自阿斯克兹（Аскиз）和苏列克（Сулекскийкомплекс）的奥库涅夫文化公牛图像（图6，2、3），其肩部的羽状纹饰与出自布特拉赫特（Бутрахты）的飞鸟图像的羽翼同样（图6，1），并指出在奥库涅夫文化艺术中存在有翼神牛[22]。三星堆文化的神兽，亦以带翼为主要特色（图6，4）。

图6　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图像的对比

第四，奥库涅夫文化常见一种袖珍滑石东说念主头像[23]（图6，5～10），三星堆文化常见青铜东说念主头像（图6，11～13），二者虽存在材质与尺寸的不同，但在举座造型上相似。

第五，奥库涅夫文化东说念主像较为显赫的特征是弧形阔口（见图4，2～5），这与三星堆东说念主像口部的阐发款式相似（见图4，10；图6，12、13）。

三

通过以上相比不错发现，在奥库涅夫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当中，无论是“顶尊东说念主像”，照旧其他艺术图像，均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以往的斟酌标明，公元前第三、二千纪之交，在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扩散的布景下，南西伯利亚诸考古学文化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期期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弥留的影响，其阐发之一就是奥库涅夫文化与石峁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一系列艺术图像所阐发出的高度相似性[24]。可见，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的相似并不是无意的。已有学者细心到，三星堆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艺术估量密切[25]，比如三星堆文化的青铜东说念主像、由二动物相对组成的神面，均能在后石家河文化中找到祖形[26]（图7）。因此，奥库涅夫文化艺术很有可能是通事后石家河文化，在三星堆文化艺术中取得了一定进程的连续。天然，经过几百年自己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加之对复杂青铜锻造技巧的掌抓，三星堆文化创造出的大型青铜造像早照旧与之前的石雕和袖珍玉雕居品不可等量王人不雅了。

图7　后石家河文化与三星推文化艺术图像的对比

奥库涅夫文化艺术不仅在三星堆文化中取得了连续，也在商文化中取得了连续，但后二者的艺术立场并不同样。总体而言，三星堆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艺术的相似性更大，商文化与石峁文化艺术的相似性更大[27]。因此不错合理地猜度，在奥库涅夫文化艺术南传以及之后的历史流程中，商文化艺术更多地接收了朔方的石峁文化传统，三星堆文化艺术更多地接收了南边的后石家河文化传统。此时跟着青铜冶铸技巧在东亚的崛起，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一齐，共同成为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古代青铜漂后的罕见代表。恰是因为二者在艺术方面领有共同的基因，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之后，具有两种不同艺术立场的铜器才气“绝不违和”地“无缝对接”——三星堆遗迹出土的“顶尊东说念主像”等于最佳的评释。

终末需要指出的是，当今诚然照旧明确奥库涅夫文化的酿成和草原西部东说念主群的东进过火与当地东说念主群的承接联系[28]，但奥库涅夫文化艺术发源的问题尚未科罚。在咱们看来，诚然存在一些西来的因素（比如与牛联系的图像，过火阐发出的对牛的驯养和顾惜），但奥库涅夫文化艺术的基底过火反应的信仰体系和天地不雅，无疑是东亚式的（比如带獠牙的神面，以及石柱式的“琮”等）。因此不行排斥奥库涅夫文化曾受到中国新石器时间考古学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附记：本文是国度社会科学基金重心表情“青铜时间中国朔方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文化交流斟酌”（表情编号：21AKG006）的阶段性后果。

进取滑动阅读谛视

[1]王鹏：《奥库涅夫文化的考古发现与斟酌》，见《三代考古》（九），科学出书社，2021年。

[2]王鹏：《淅川下王岗遗迹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与南北文化交流》，《考古》2023年第6期。

[10]当今学术界对陶“香炉”内的残留物仅进行过孢粉分析。

[11]四川省文物考古斟酌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书社，1999年。

[12]四川省文物考古斟酌院、上海大学体裁院：《三星堆遗迹三号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东说念主像》，《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该东说念主像可与8号坑出土的“神兽”拼合，见张昌平：《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物所展现的祭祀场景》，《江汉考古》2023年第4期。

[13]8号坑内出土的“顶尊东说念主像”材料尚未负责发表，图片见李新伟：《三星堆顶尊憋闷鸟足东说念主像和中好意思地区柔术者形象》，《四川文物》2022年第6期；孙华《三星堆埋藏坑的组合铜器——三星堆神庙中调换东说念主神的供奉工具》，《中国国度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9期。

[14]许杰著，杨不毛译：《古蜀异不雅：三星堆泥像的重现与解读》，《好意思成在久》2015年第6期。王仁湘先生亦持此不雅点（《三星堆遗迹铜顶尊跪坐东说念主像不雅瞻小记》，《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15]值得指出的是，三星堆8号坑出土“顶尊东说念主像”的铜尊口沿下铸接有一圈环钮，这些环钮粗略与铜铃联系。

[16]王鹏：《淅川下王岗遗迹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与南北文化交流》，《考古》2023年第6期。

[17]王鹏：《论南西伯利亚及相近地区青铜时间早期的“月形器”》，《考古》2022年第3期。

[18]8号坑东说念主像可与3号坑出土铜爬龙器盖拼合，材料尚未负责发表。

[19]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斟酌》第44页，王人鲁书社，2009年。

[20]a.上海博物馆青铜器斟酌组：《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书社，1984年。

b.〔日〕林巳奈夫著，广濑熏雄、近藤晴香译，郭永秉润文：《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二卷）：殷周时间青铜器纹饰之斟酌》，上海古籍出书社，2019年。

[21]值得指出的是，三星堆2号坑出土大型纵目面具（K2②:148）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发掘者觉得“本来装配于此处的额饰照旧零散无存”（见四川省文物考古斟酌所：《三星堆祭祀坑》第195页，文物出书社，1999年），咱们猜度零散的额饰即是带翼铜蛇。带翼铜蛇在2号坑中出土2件，在新发现的8号坑中出土1件，除了东说念主像额部正中的1件之外，另2件铜蛇原很有可能铸接在东说念主像傍边颞部的方孔内。如若如斯，东说念主像头部的3件铜蛇便与3号坑出土“顶尊东说念主像”铜尊上的两组、每组3件的铜龙相对应。咱们也曾指出，奥库涅夫文化东说念主像的三尖状冠代表三棵天地树（见王鹏：《论南西伯利亚及相近地区青铜时间早期的“月形器”》，《考古》2022年第3期），算作天地树的延长的龙亦有三条（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铜树上亦有龙），安宁原理之中。

[22]Есин Ю. 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овозок Минусинской котло вины，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Саяно-Алтая， 2012， №1(3)， С.14-57.

[23]王鹏：《奥库涅夫文化的考古发现与斟酌》，见《三代考古》（九），科学出书社，2021年。

[24]王鹏：《淅川下王岗遗迹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与南北文化交流》，《考古》2023年第6期。石峁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的估量见邵晶：《论石峁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的汉典交流——从牙璋、鹰笄、虎头等玉器提及》，《华夏文物》2021年第3期。

[25]赵殿增：《略谈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关系》，《江汉考古》2022年第2期。

[26]a.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文物出书社，2008年。

b.湖南省文物考古斟酌所、澧县博物馆：《湖南澧县孙家岗遗迹坟场2016～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6期。

[27]石峁石雕与商周青铜器兽面纹的关联见陈小三：《石峁皇城台石雕的几点执意》，《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28]王鹏：《奥库涅夫文化的考古发现与斟酌》，见《三代考古》（九），科学出书社，2021年。

作家：王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斟酌所）

原文刊于：《考古学集刊》第30集

责编：昭晣　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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